暑假里，我和一群五六年级的孩子一起读了一本经典童书，《佐贺的超级阿嬷》。

这是日本著名的相声演员岛田洋七的回忆录。战后他的父亲因原爆症去世，母亲一人无力抚养，而将他送回老家佐贺与外婆相依为命。尽管生活贫困，但外婆坚强乐观，邻里互助有爱，他的童年也因此温情而美好。在对这本书的讨论中，我们的课堂嵌入了反战与贫困的主题，也讨论自助与助人的智慧。

不过在课程的最后，一些孩子却在留言区写下这样的感受——日本人都该去死。

这样的留言并不让我意外。为了直观展示原子弹的破坏性，我在备课时找到一段纪录片片段。视频中的原子弹即将炸裂的瞬间，屏幕被密密麻麻的弹幕填满：“前方令人极度舒适”“炸死小日本”“怎么没把他们全部炸光？”……

于是我问这些留言的孩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学生举手上台，讲了三个他认为“日本人都该去死”的理由：

第一，日本人基本都是中国流放犯的后代；

第二，日本在历史上多次侵略其他国家；

第三，日本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并没有应有的反思。日本的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略罪行。

我立即肯定了孩子清晰的逻辑和朴实的正义感。在他强烈的情绪表达背后，其实是他对暴力和战争的憎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犯下的侵略行径，在道德上没有任何正当化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致力于用制度与法律钳制与严惩侵略罪行。对战争的不断反思，更是维护和平的根基。

可是这一论证有什么问题呢？

一方面，是理由本身的可接受性。日本人到底是不是中国流放犯的后代——当我们将这些在社交网络、军事论坛上的边角信息作为我们的依据时，需要更为谨慎地检查信息源，确认信息的真实性。诸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不断溯源，日本人的基因来源广泛且复杂，其祖先绝非简单的“中国犯人”。即便部分成员真是“中国犯人”的后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后人就是“低劣”的？如果简单将一个民族视作低劣，且就此断言他们都该去死——那和纳粹又有何区别？

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径，无疑应得到更加深刻反思与谴责。战后的日本，尽管确立了“和平宪法”，但天皇并未承担任何战争责任，甲级战犯仍被供奉，战争受害者索赔之路艰难而漫长。让中国尤其不满的一点，则是战后70年，日本官方从未就道歉、谢罪形成正式的官方文件。而极右翼分子屡屡试图修改教科书以淡化侵略行为，更是引发中韩等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愤怒。

可问题在于，我们要反对、批驳的，是那些依然试图将战争正当化、为反人类罪行开脱的人——还是所有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有没有对战争作出深刻反思的人？有没有憎恶暴力、热爱和平的人？在日本人身上，是不是只有战争犯、仇人一个标签，而不再有其他身份？一个人是否需要为他没有参与过的恶和不赞成的思想而承担道德责任？

这些年中国的学校教育与公共舆论，都在不断强调“勿忘国耻”。“勿忘国耻”的另一面，通常便是“牢记仇恨”。但我们要记住的仇恨是什么？我们仇视的，不应该是某个民族身份下的所有国民；仇视的，是对战争的迷恋与狂热，是对战争的正当化与对罪恶的漠视。这需要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个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主张的个体，而拒绝将一个人的价值仅仅与单一的民族身份相捆绑。

遗憾的是，在长期民族主义的教育之下，在诸多年轻一代的眼中，整个世界却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非黑即白的简单划分。不断强化的“民族自尊”，演变为对他族的敌意或者鄙夷。如果对方比我们更强大，那必然是我们的敌人。对方时刻准备夷平我们的国土，奴役我们的人民，帝国亡我之心永不死，中X之间必有一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大小坏事，背后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操控，而我们也必须强硬起来，以决绝的手段加以反击。

如果对方比我们弱小，那显露在言语间的优越感，也往往配合着丝毫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刻板成见。日本鬼子高丽棒子俄国老毛子印度阿三。黑人智商低，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拉美到处是毒贩。一个又一个的标签之下，那些生活在贫困、战乱、灾难中的人，被概括在笼统的身份中。看不见他们作为人所经受的苦难，也只有对他们的漠视、嘲弄乃至排斥。

而另一方面，面对那些令人愤怒的行径——无论是对历史的否认、对教科书的修改或是对基本人道价值的挑衅——我们的教育又是否足以支持年轻一代，在国际政治的舆论场上提出有力的反对、批驳？而不仅仅依据似是而非的“史料”，或以“全都去死”“的咒骂加以回应？

如何让孩子们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仇恨，而不是进一步煽动仇恨，我们的教育，依然任重道远。

在讨论的最后，我再一次问起发言的同学：当你读到昭广和阿嬷的故事，你觉得他们都是可憎可恨的人吗？他们都该去死吗？孩子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看见一个个真实的人，看到人与人之间，远在民族身份之外的其他共同点，是消弭仇恨最为基础却最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