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风学风有很大改进！“2019年6月，在将戒尺“请进课堂”一年多后，四川达州市大竹县第二小学向媒体如是介绍成效。
按照《汉典》中的解释，“戒尺”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教育者们再次试图在教室里引入“戒尺”时，引发舆论巨大争议。
一方面，现实中学生遭遇体罚甚至是虐待的情况依然广泛存在，无论在教师还是家长群体中，教育理念落后上，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任重道远。近日在媒体上引发激烈讨论的班主任遭二十年前的学生扇耳光、学生迟到遭殴打等新闻事件，即是缩影。
而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权限不清晰，如何管教学生也面临难题，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学校和教育部门出于担心“家长闹事”等维稳需要考虑，片面压制教师，也引发很多问题。最近山东五莲教师体罚学生遭重罚的新闻，便引起教师群体的普遍反弹。
但“戒尺”，并不是旧时私塾的专有物。
例如，韩国《教育处罚法》规定，准许校方使用长度不超过100厘米，厚度不超过1厘米的戒尺惩罚违规学生，如对女生打小腿5下，打男生小腿10下等。
在美国，有19个州的教师享有法律赋予的惩戒权，包括言语责备、剥夺某种特权、留校、惩戒性转学、短期停学、开除等，其中也包括使用类似戒尺的工具惩罚学生。
在新加坡，辅导、留校的惩戒方式不能奏效后，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
这些和戒尺打手心类似的惩戒方式，在当地也有着巨大争议。其共同特征是，都属于体罚的一种，但带给学生的直接身体伤害相对有限，且对其实施即监督都有严格规定。
当然，也有严禁使用戒尺的国家。日本法律规定，必要时可以依据监督机关的规定，对学生实施惩戒，但不得实施体罚。今年完成修订的《儿童虐待防治法》详细描述了虐待行为，其中戒尺的使用可能会因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可能的创伤而被禁止。
而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以及一系列相关立法原则性地禁止体罚。但有限度地使用类似戒尺的工具惩罚犯错学生，是否属于必须被禁止的体罚？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是否应该享有“惩戒权”，其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本期面面观，与你讨论梳理。
1. “适度体罚”，真的有效吗？
体罚最主要的目的，便是矫正儿童的不良行为。那所谓的“适度体罚”，真的能实现这一目标吗？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惩戒是有效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如果偷东西挨了打，可能下次就不愿意再做这件事情。如果我知道逃课会挨骂，我可能也不会尝试做这件事情。这其实就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理论。斯金纳解释了“强化”和“惩罚”等概念，他认为人或者动物发现某种行为对自己不利时，这种行为就会减弱或者消失，而相应地利用“负强化”和“惩罚”，能帮助人们减少或者停止某种行为。
而一定的体罚，被支持者视作是帮助儿童学习的合理惩罚。临床心理学家Jared Pingleton认为，正确合理地使用“打屁股”（spanking）的方式，可以帮助学龄前到青春期以前的孩子更好地学习自律，因为说理和取消特权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是不奏效的。
孩子成长环境越来越优越、农村留守儿童被隔代抚养的祖父母辈溺爱……各种前提下，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会发现孩子比以前更难管教，好像他们很难学会服从、尊重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前学生可能只要见到老师就会被震慑住，而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一些老师因此呼唤更为严厉、明确的惩戒，即便不使用，也能对学生形成震慑，维护老师的权威。
我小时候挨过打，我改掉了很多坏习惯，我变得更有规则意识、纪律意识——这是大多数人支持适度体罚最有力的证据。而反对者，则质疑这种有效性是否成立，以及是否真的是“体罚”带来的。
2016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格肖夫（Gershoff）对过去50年有关体罚有效性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和回顾分析，这些文献涉及13个国家，累计的样本量达到将近16万。回顾分析的结果发现，从大数据上来看，体罚并没有真正没有减少孩子的攻击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同时，从长期来看，体罚也与对规则的服从或内化无关。
格肖夫指出，之所以很多人感觉体罚让自己行为发生改变，是因为很多父母和老师在体罚孩子的同时，其实还会做很多其他的事——例如解释为什么要打他、或者提供好的行为示范。挨打后孩子的行为确实发生了改变，但却并不一定是因为挨打。
2. “适度体罚”，造成的影响真的有限度吗？
“戒尺”的反对者们强调，体罚会对孩子造成严重的长期伤害。
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儿时受到的体罚，与成人后的抑郁、自杀倾向，酗酒、药物依赖等问题有相关性。
2009年，由美国哈佛医学院、McLean医院、日本Kumamoto大学联合发表的一份医学报告，对比了两组18～25岁的青年。一组曾经长时间挨打——指他们“在幼年阶段，每个月至少被打一次、持续时间超过3年”。另一组的青年，则没有长时间挨打的经历。
这个实验挑选出来的研究对象，有着相似的人口学背景，例如他们的年龄、性别、种族、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条件等。其他可能影响其大脑发育的因素也被排除，例如他们是否经历过其他的创伤、是否有其他神经疾病、酗酒、药物滥用等等。实验要研究的，就是长时间挨打这个因素，到底会不会让一个孩子成年后的大脑发生改变。
研究通过脑部CT图像对比显示，长时间挨打的青年的大脑在18-25岁时，脑前叶一部分灰质不分泌了。专家分析发现，这些灰质是帮助人类缓解焦虑、减少赖药性以及放松神经的；另外，还会直接影响人的决策能力，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与智商。
美国儿科学会研究也发现，有过“打屁股”经历的孩子长大后可能更好斗、暴躁，也会增加心理疾病的患病风险。
而支持者们，则认为这些研究夸大了体罚的影响。例如不少支持者依然会从自身经验出发。我们小时候或多或少都接受过“棍棒教育”，但现在不都还好好的吗？
另一方对这一观点最常见的回应便是：如果你不挨打，兴许会成为更好的人。
面对反对方们提供的实证研究数据，戒尺的支持者们则指出——不少研究存在瑕疵。美国儿科医学院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很多和“打屁股”有关的研究，并没有限定体罚的方式、程度、程序。在他们眼中，如果限定了体罚的方式、程序、程度，包括在体罚的同时让孩子充分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受罚，将最大程度地降低体罚对孩子的伤害，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戒尺的惩戒震慑作用。
但体罚的反对者指出，现实绝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美好。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在其出版的《终止对儿童施行体罚的全球行动》 报告中指出，成年人在给孩子施加疼痛的时候，常常没有正确估量他们的个头、力量与儿童的差别，并且他们想要给孩子施加的疼痛程度与儿童实际感受到的疼痛程度也不一样。此外，成年人常常没有考虑到的是肉体惩罚导致的情感伤害会怎么影响孩子的自尊。
当我们需要使用惩戒权时，往往是孩子做错了一些事情，或者没有达到大人的期待值，大人的情绪可能会变得激动。临床心理学教授Daniel Siegel研究发现，人类在激动，比如生气、愤怒的时候，掌控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质无法正常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情绪脑”，这个时候人类做出的选择往往只有正面回应冲突（战）、放弃或者拒绝沟通（逃）和惊呆（僵）。成人可以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保持冷静，或者冷静下来之后再使用惩戒权，避免过度惩戒吗？
即使有客观细则的指导，教育者在使用戒尺时还是可能会因为主观的判断无法匹配合适的惩罚的程度、力度、方式等伤害到孩子的身体以及他们的自尊。而细则也很难规定清楚惩戒的力度等个体差异无法统一的主观因素。如果惩戒的过程因为成人或教育者的主观判断失误、情绪失控而导致孩子有身心受伤的可能，就意味着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有瑕疵的，无法保证“适度”，我们不能接受。
3. 要规范孩子的行为，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心理学家约翰·鲍比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出现不良行为，或者说”犯错“的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惩戒抑或是惩罚，而是情感的连结。与该理论相契合的还有卡尔·罗杰斯的教育观。罗杰斯认为，教师要贯彻“非指导性”教学的理论与策略，即教师要尊重学生、珍视学生，在感情上和思想上与学生产生共鸣；应像治疗者对来访者一样对学生产生同情式理解，从学生的内心深处了解学生的反应……这样才会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基于上述学术研究，教育专家阿黛尔·法伯和伊莱恩·玛兹丽施编写出系列书籍，对孩子的教养提出了方法论的支持。她们认为解决孩子的问题首先需要与他们建立联系，也就是共情，让孩子认为大人能够理解他们，才会敞开心扉解释他们不良行为背后真正的想法。
而惩罚他们恰恰是与此相悖的，不仅无法建立连结取得信任，还可能恶化彼此的关系，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再者，教师的权威还可能造成孩子对教师的距离感和恐惧，对于校园欺凌、侵犯等经历也许只敢藏在心里。因此“惩戒“带来的权威，并不是我们的教育需要的。
惩戒的最终目的，是要帮助孩子改掉不良行为。那更应该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孩子们会有不良行为？
阿德勒心理学派认为，不良行为源于归属感和价值感的缺乏，所以孩子们会做出各种行为，来获取缺失的感受需求。教育要从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教育心理学博士尼尔森根据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编写出《正面管教》一书。她认为， 老师们需要用到“惩戒”行为时多是孩子犯错或者是作出不良行为。如果通过“惩戒”让他们产生愧疚这一类不好的感受，孩子们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并不能得到满足，也不利于让孩子认识错误。所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找到他们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对症下药，也就是管教。
并且，管教的内容中，也包括让孩子独立承担做错事情带来的自然后果和逻辑后果的情况，事实上也有“惩罚”的效果。但是区别在于这是孩子们自己导致的结果，他人并没有介入。因此，尼尔森提出的是一种“不惩罚、不骄纵地有效管教孩子”的正面管教，以此替代惩戒。
今天孩子不同于“以前”，叛逆的原因有很多，儿童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德雷克斯总结出：过去很少有人会质疑“爸爸说了算”这种传统，但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这逐渐成为了历史。“当父亲失去了对母亲的控制权时，父母双方也就失去了对孩子的控制权。”曾经的少数族群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愿意顺从，而如今他们更愿意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谋求平等和尊严。教育领域也一样，孩子们在追随他们身边的榜样，也希望得到平等和尊重。
在“正面管教”的支持者眼中，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建立一个友善和谐的家庭环境，开放真诚地愿意交流与沟通的亲子关系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
关于面面观：面面观是C计划的特色栏目。针对当下公共生活中的复杂话题，呈现不同角度的多元观点。了解反对者们都在想些什么，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对话。
作者
钟志豪，德国赫尔蒂行政学院公共政策硕士在读，美丽中国支教项目2017-2019项目老师。
苏钰闲，巴黎政治大学本科在读，喜欢促进知识分享和文化交流。
编辑：覃旭、蓝方
排版：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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