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去往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看望妻弟一家。午后，大家一起去到了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处公共海滩。
天气晴朗，很多人都在海边的沙丘上享受阳光。当我在沙丘上四下张望时，发现周围有好几位赤裸着上身、享受日光浴的女性。有年轻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大妈。
我在瑞典已定居数年，对这样的景象司空见惯。不过，在海边陪孩子戏水时，看到在旁边和家人一起游泳的女性赤裸着上身，还是有些诧异。她看上去年纪应在五十开外，一起的应是她的女儿和孙辈，不过她们都穿着比较“保守”。猜测这位女性很可能是70年代席卷全球的女性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拥趸。
马尔默坐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南端，是瑞典的第二大城市。这座城市经济活跃，2017年在OECD全球最具创造力城市中排名第四，包括著名的手游《糖果传奇》的开发商King在内的诸多IT公司的总部都坐落在此。
但这座在我印象里平和、安静的城市，却有着令人焦虑、担惊受怕的另一面。比如，英国独立党的前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将马尔默称为”欧洲强奸之都”——这座城市报告的强奸率乃欧盟内部最高。
岂止马尔默。整个瑞典，甚至都可以被称作“强奸大国”。瑞典的性犯罪发案率是全球第二、欧盟第一，而且这些年一直都是。2017年每10万人口强奸案发案率，瑞典是69起，美国是26.5起，中国是1.7起（2016），很多国人眼中的“性侵及变态大国”日本只有0.78起（2016）。而瑞典的性犯罪发案率更是高达每10万人220起（瑞典的性犯罪主要包括：强奸、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乱伦、买春和拉皮条等）。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强奸率？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自媒体，还是国外的极右翼势力，都立马将高强奸率与这里的移民比例——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比例联系在了一起。
在马尔默海边的沙丘上，可以看到很多来自北欧以外的人。其中好些明显是来自中东或北非的伊斯兰国家——很容易从穿着和样貌上分辨出来。有些女性穿的很“保守”或者说很“穆斯林”，她们不会暴露除了脸、手和脚之外的肌肤；但也可以看到很多“开放”或者说“世俗化”的中东女性——例如穿着比基尼，大方地和男性朋友们一起谈笑着。
△ 快速增长的中东穆斯林难民
从数据上看，马尔默确实是瑞典全国拥有“外国背景”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有54%的居民是“在国外出生，或父母至少有一位在国外出生”。这里还有三座清真寺（有两座分别是2016和2017年建的），住着数万来自中东和非洲之角（主要来自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穆斯林难民。
马尔默的人口结构，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瑞典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瑞典的种族越来越多元，吸纳了很多来自中东的移民，而他们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当然，中东也居住着众多基督教信徒。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里，也有不少基督徒。）
△ 冬季，睡在瑞典边境的难民儿童
如果只看穆斯林的比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报告显示，2016年瑞典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8.1%，大约80万人，是欧洲有“非穆斯林传统居住或殖民历史”的国家里最高的一个。
尤其是2011年伊拉克内战、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以及ISIS的兴起，造成大量中东难民逃往欧洲。光2014年，瑞典就接纳了5万7千名难民，是全世界人均接受难民比率最高的国家。这个比例有些抽象，但如果按瑞典接收难民的比例，中国14亿人口一年将接收800万难民，相当于一个二线城市的人口数，而且，这还仅只是瑞典一年的难民接收数（瑞典的全国人口刚过一千万）。
高强奸率，与高穆斯林移民、难民比例，真的有关系吗？
瑞典真的成了“强奸大国”吗？
穆斯林难民们的名声似乎不太好，他们常常成为一些大嘴政客口中的炮灰。他们的到来总容易和当地治安变糟、性侵案件的频发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网络上，也到处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说”。
△ 中国国内自媒体的截图
每每看到这些自媒体上骇人听闻的内容，我总会想起文章开头的马尔默海滩慵懒轻松的夏日午后。先不说强奸犯是不是都是穆斯林难民、移民，自媒体和官方数据中关于瑞典高强奸率的描述就与我的认知、经验差距巨大。这样的差距究竟从何而来？
一个很容易的解释是，瑞典的刑法对于“强奸”的定义比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要宽泛。
瑞典政府的官网上是这样解释的，“对于强奸定义的扩大化，使得强奸案件上升，······但在瑞典法中被视为强奸的行为，在很多国家是未被认可的。比如，妻子控诉每晚被丈夫强奸，如果持续一年的话，将被视为365起强奸案件。而在很多国家，会被视为1起案件，或者是不被视为强奸”。
在瑞典，“对于男性或者女性，个人或者团体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包括类性行为，比如口交、肛交等）”均被视为强奸。在2018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取消了“强行”的表述，只要是“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均可被视为强奸。
相比之下，中国刑法对于强奸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就要严格得多。中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也就是说，被害对象一定是女性，而加害方必须是男性。
△ 瑞典自1950年代开始的性侵案发案率（蓝线）和强奸案发案率（红线）示意图，单位是每百万人的案发数
从上图可以看到，瑞典的性犯罪发案率在90年代后有了一个快速的增长，这正是由于刑法的相关条文的修订和实施所造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瑞典对于犯罪的统计也是比较特殊的。只要控诉是“受到了强暴”，即可被统计为“强奸案件”，即便是未遂的强奸，也会被统计进“强奸案件”中。这也造成了在统计数字上，瑞典的强奸发案率逐年增高。
除了犯罪定义的扩大化，瑞典性犯罪案件发案率高，还意味着报案率高。
△ 全球强奸报案的普遍度（2018）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遭遇性侵或性骚扰时，选择不报案是很常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个人或家族的“耻辱”，是不光彩的事情；受害方会遭到责难；加害方是熟人或亲戚；受害方未成年或年纪太小；学校或公司等阻止受害方报案；对于执法机构不信任等等。
还有一些原因也会受害方不选择报案，比如，容貌很差、身材肥胖、老年人以及男性——瑞典每年会发生几百起受害者是男性的性侵案件，加害方多是男性。
所以，高报案率意味着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在受到侵犯时都能信任执法机构，讲述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并且社会和家庭对于受害方也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信任。
△ 全球阻碍强奸报案的强弱度（2015）
在Womanstats（女性统计，Womanstats数据库是一个统计全球妇女地位的数据和数值地图的汇编网站）制作的《全球阻碍强奸报案的强弱》的地图里，标注为深红色的国家表示：报案遭受到性侵后，即便是女性没有过失，也有被流放、体罚、甚至死刑的风险。
所以，统计数据中的性侵和强奸案发率，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同样的行为，在瑞典会被定义为强奸，而在那些标注为深红色的国家里，可能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强奸犯真的都是穆斯林吗？
这样的解释经常让很多反难民或者反移民组织失望。即便瑞典的性犯罪情况并没有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夸张，难道就跟穆斯林移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
从大的数据变化趋势上来看，确实关系不大。
根据瑞典国家犯罪预防理事会的统计，2015年警察接到报案的强奸案数为5918起，比2011年来每年的发生率都要低，比2014年的6697起大幅下降，性侵案件总数也从2014年的20326起下降到18057起。而强奸案数量下降的这几年，偏偏是中东难民大规模进入瑞典的年份。
那这些强奸案的犯罪者里，真的就没有穆斯林移民或者难民了吗？
答案当然是，有。但本地人显然更多。
2018年8月22日，瑞典国家电视台（SVT）调查了在2013～2017的五年里被定罪的843起强奸案。结果显示，其中50％罪犯是出生在欧洲，23％的出生在中东和北非，16%的出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 新闻网址：https://www.svt.se/nyheter/granskning/ug/ny-kartlaggning-av-valdtaktsdomar-58-procent-av-de-domda-fodda-utomlands
瑞典全国防止罪案委员会（BRÅ）的科学咨询委员也根据2005年的数据做过统计。这份名为《在瑞典国外出生者的犯罪调查报告》（Brottslighet bland personer födda i Sverige och i utlandet ，标题直译为：在瑞典和其他国家出生的人的犯罪，2005年）显示，大多数涉嫌犯罪的人都是在瑞典出生，且父母均出生在瑞典的人（were born in Sweden with two Swedish-born parents）。
感兴趣者可以下载这份报告亲自阅读相关信息： https://www.bra.se/download/18.cba82f7130f475a2f1800012697/2005_17_brottslighet_bland_personer_fodda_sverige_och_utlandet.pdf 报告是瑞典语，但文末有长达8页的英文摘要。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绝大多数具有外国背景的人都没有涉嫌犯罪。但是，具有外国背景的人比具有瑞典背景的人更容易被怀疑犯罪。具有外国背景的人被怀疑犯罪的可能性是出生在瑞典，且父母均出生在瑞典的人的2.5倍。
这样的数据似乎仍然没有办法说服所有人：例如SVT的调查统计中，强奸犯里一半是移民——这个比例却是远远大于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呀！
确实。在SVT的统计中，如果仔细分析强奸案犯罪者的国别，阿富汗的45人是除瑞典本国以外人数最多的。到2017年12月31日为止，有51402名阿富汗裔居住在瑞典，其中43491人出生在阿富汗，7411人出生在瑞典但父母双方都出生在阿富汗。以十万人强奸案发率计算的话，大约是88起/十万人，这高出了瑞典的全国平均值（69起/十万人）27.5%。
这能说明阿富汗裔比瑞典本地人或者其他族裔更加“危险”吗？
答案也是否定的。
有移民背景的人卷入犯罪活动，究竟是因为他是“移民”，还是因为其他因素，2013年，斯德哥尔摩大学专门就此做了一项实证研究。这份研究采集了1990年到1993年间在瑞典城市地区完成义务教育的63462名学生的数据，追踪其成年后的犯罪数据，分析究竟哪些因素造成了原住民与移民在犯罪率上的差异。列入分析考量的变量，包括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社区隔离、宗教文化背景等。研究结果发现，有移民背景的人卷入犯罪活动的主因，与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比如，双亲的经济收入、成长的城市及社区环境等等。而和个人的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联度。
瑞典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也指出，与加害方的种族或信仰相比，犯罪前的酒精或毒品所带来的影响、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否有前科等因素，才是强奸犯罪中的相关因素。常年研究移民的犯罪问题的瑞典犯罪学教授Jerzy Sarnecki则指出：“有多少是种族的因素造成的，有多少是贫穷的因素造成的，对此我们很难区分”。
那到底为什么阿富汗裔中有更多的强奸犯？
同样，我们需要分析社群的人口结构，以及一系列与阿富汗裔移民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
在瑞典5万多的阿富汗裔移民中，有一半是在18岁以下、无人陪伴的男性未成年人。
按照瑞典的法律，政府必须照料未成年且无人陪伴的青少年难民，直到他们年满18岁。因此很多阿富汗年轻人虚报岁数，申请难民庇护。特别是在2015和2016年，大量的阿富汗青年进入瑞典申请难民庇护。
这导致了瑞典16-17岁的年轻人口男女比例“突然”出现极度失衡现象，对应男女比例为123男：100女。而2014年瑞典的16-17岁年轻人口男女比是108：100。这一数据使得因长期一胎制导致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衡的中国都显得相对“正常了”。中国2014年出生人口的男女比是115.88：100。（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自然人口比是105男：100女）
△ 抗议瑞典政府难民遣返政策的阿富汗裔移民
阿富汗是全球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教育水平，都还处于很低的水平，与此同时，阿富汗是一个父权和男权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多重阶层存在，女性社会地位低，但年轻男性也多是处于低位。多数情况下，性犯罪会被看作是对受害方男性家庭成员的侮辱和挑衅。因此强烈的家庭和社会规训，对年轻男性的不轨行为有着很强的抑制作用。事实上，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父权和男权主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文化背景下的男性就是潜在的性犯罪者。然而，对于年轻的阿富汗男性移民而言，独自移出原社会环境，意味着既有社会关系和规训的断裂。真正的问题，出在新的社会规训的塑造并不完整。由于缺乏基本的现代化教育，这部分移民要接受瑞典主流的社会规训并不容易。来到瑞典后，他们处于社会经济的最底层。这让他们那正处在男性荷尔蒙分泌高峰期的身体欲望，无法找寻到异性去释放。这也许才是造成阿富汗裔成为瑞典强奸案发率最高的移民群体的原因吧。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类似阿富汗裔这样的边缘社群。其犯罪率高的原因与其边缘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紧密联系。某些群体犯罪率最高的客观事实需要正视，但也不必妖魔化，将整个社群的人污名，或据此夸大为对整个移民、难民群体的污名和排斥。
△ 瑞典民众抗议政府的难民遣返政策
瑞典，一个女性幸福指数很高的“强奸大国”
小结一下，瑞典成为“强奸大国”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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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对于“强奸”犯罪的定义范围更广，并且统计的件数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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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于司法体系的信赖；搭建了一个让受害者容易报案的社会及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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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减少性侵受害者不报案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 全球女性的身体安全度（2009）
所以，不是因为“移民的增涨”，而是由于对于“性犯罪更加严格的执法”造就了瑞典性犯罪案发率的增加。因此，瑞典即是全球性犯罪发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女性身体安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并不矛盾。
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多是男权文化盛行，女性地位低，很多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无端地污蔑穆斯林难民，无中生有地编造事实，是我所不能认同的。这样的行为背后，是对穆斯林的无知和恐惧。
我的奶奶出生在1915年，到她91年冬天去世，我只和她短暂相处过两次。她不识字，十多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小她三、四岁的爷爷。我总是记得她的小脚，还有那长长的裹脚布——因为在我的家乡话里，形容一个人啰嗦的时候，总会说“像老奶（nai）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因为她的小脚，她不能下地干活，不能出远门。
我们的文化里，曾经同样有着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压抑。很多人过去对于华人和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和现在他们这些对于穆斯林的刻板印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类似的污名化、歧视、污蔑，也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 1911年美国出版的《黄祸》
作者
武玉江，日本立教大学政治学博士（肄业），2013年起定居瑞典，现居瑞典乌普萨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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