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后，这一项目却意外走红并引起轩然大波，导火索是有微博网友称，2018年起，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从“一对一”改为“一对三”，形成三人学伴小组。

网上流传的学伴名单中，也确实显示了一名留学生与三名中国学生组队。更触动公众神经的是，在显示为山东大学留学生“学伴”申请表的截图中，出现了“结交外国异性友人”、“匹配心仪学伴”的字样。

这些截图来源不明，山东大学也始终未直接回应其真实性，在后续的媒体报道中，澄清了该项目并非强制匹配异性学生，但网友的愤怒早已一发不可收，开启了花式嘲讽甚至谩骂山东大学的集体创作，“官方拉皮条”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

虽然学伴项目的初衷并没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山东大学在一些操作的细节上不够妥当。比如有评论称，此类项目由学生自愿组织推进更为合适，校方有越俎代庖之嫌。

校方的首次声明也无疑火上浇油，在权威被严重解构的当下，仍然坚持“别有用心”、“背后操纵”等论调，更大程度激化了负面评论，以至于异化为对相关群体的无差别攻击和污名化。

这场风波背后，公众愤怒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公众愤怒的一大原因是：蜂拥入华的留学生“侵占”了大学的资源。

不管是对高额奖学金、“豪华版”宿舍的声讨，还是“一个留学生配三个中国女学生”的臆测，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留学生作为“外来者”抢占了“本属于我”的“资源”。甚至，将女性视为“资源”的论调也不少见，此前林志玲宣布嫁给一个日本人的婚讯之后，遭遇的莫名抹黑也才过去没几天。

撇开物化女性的部分论调，这种愤怒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一个基本事实是，现行留学生政策确实存在一定的“分配不公”之处，其原因则是上行下效的留学生招录“大跃进”。

2010年开始，“国际化”成为了中国高校建设的关键词之一。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定了基调：“到2020年，……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随后出台的《留学中国计划》，更是直接点明了目标：2020年将来华留学人员提升至50万人。这种“大跃进”方针的具体表述是，“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但事实上，规模成了首要目标，质量则无从保证。各个高校都承担了扩大留学生比例的压力，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田方萌就撰文称，某留学项目负责人就曾无奈地向他说，“我能招够学生就不错啦。”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8年共有49.2万留学生在华学习，而2008年这一数字为22.3万，十年里翻了一倍多。2017年，教育部就宣布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让公众指摘的不公在于，来华留学生“质量堪忧”，却可以拿到高额的奖学金。在华留学生里，60%来自亚洲，最大来源国是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而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为传播的在华留学生形象，多数为来自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非洲、亚洲的部分国家。于公众的共识是，这些地方的总体教育质量不如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学者田方萌也在文章中提到，从选拔机制和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吸引的留学生，其平均质量不仅逊于美国吸引的留学生，而且明显不如中国本土的大学生，在各个层次的中国高校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高校为吸引留学生，投入的成本却日渐膨胀。2018年，教育部的来华留学教育预算为33.2亿元，与学生人数同步递增。此外，各级政府、高校也都会拨款为留学生设置奖学金，入山东大学的2019年来华教育支出预算就高达5950.72万元。

这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国际教育软实力（高校声望和师资力量等）的提高需要过程，汉语的普及程度也远远不及英语，要吸引留学生，就要先提高“硬实力”。除了高额奖学金，为留学生提供更“豪华”的宿舍也是这个道理。

这种长期以来累积的愤懑，被“学伴”事件一点即燃，即使是目的正当、互相学习的“学习伙伴”，也变成了“三个女大学生陪伴一个留学生”的不堪。

但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这也是公众情绪从不满异化为无差别羞辱和污名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公众撕裂，导致偏见和歧视的横行。

公众抨击山大的重心，很快从最初的“优待留学生”变成了“跪舔洋垃圾”，直接将留学生与“洋垃圾”画上等号。

正如上文所言，总的来说来华留学生的质量可能确实不如本土学生，来华留学生里确实也存在行为不端甚至违法乱纪者，但直接把“不学无术”、“混奖学金”、“骗女学生”这些大帽子扣在整个留学生群体头上，以此断言来华留学者都是“洋垃圾”，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偏见和攻击。

在网络上流传出的山大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合照后，有不少人更是直接将山大甚至所有的来华留学生，统称为“黑鬼”、“黑绿留学生”等侮辱性词汇，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  新浪微博截图 /

《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已经发布56年，非歧视成为基本文明价值共识的今天，这种歧视性表述仍然可以在中国的公开网络平台大行其道，背后的原因很多，也与近年来国内甚至全球的公众情绪撕裂有关。

从国内超大城市清理人口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论战，再到前段时间的大连男子打人视频被推特上误传为难民打人，中国和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与“地球村”理想背道而驰的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人即敌人。

在中国，“种族”不是一个常见的概念，但制度催生的所谓外地人与本地人、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割裂一直存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地盘意识”、“资源争夺”之严重，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的种族、种姓之间的歧视，说到底就是一种无端的、把人分不同等级的偏见。

而随着中国逐渐开始向世界打开，中外人员流动频繁，这种偏见与歧视也有意无意地蔓延到了不同肤色、不同国别的人。

早在2014年，《Vista看天下》杂志曾经报道过在中国的难民，提到了生活在河北三河的巴基斯坦难民。后来撰写该报道的记者再次撰文，称她的报道被转载到了百度贴吧，但很多细节被篡改，让她非常生气。

在她的原文中，这家人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在这里合法工作、长期居留，甚至拿到中国国籍，其中那位丈夫经常教其他难民中的青少年学英语。被篡改的版本中，他们说中国好、希望留下来的句子被删掉了，“教英语”被改成了“教伊斯兰教义”。

最荒谬的一处是，她原文中提到，这对夫妇在中国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生了一个孩子，这一细节被直接改成，“这对夫妻在中国期间，生了6个孩子，都由中国政府发放生活补贴。”

2018年6月，微博上名为“七阿婆”的用户，因为上传了自己和加纳男友的照片，分享了一些自己和男友的交往细节，被网友攻击谩骂甚至人肉搜索，据说还有人对她进行人身威胁，说要性侵杀了她。她发微博称，“他们是反黑反回的一个组织”，并向网警求助，最后还是删光了所有微博内容，并且关闭了账号。

她注销账号之前，评论里充斥着“卖国婊”、“艾滋传播者”、“污染华夏基因”等不堪入目的评论，账号注销之后，还有人在微博称，“媚外女是不是被保护了”。

这一事件过后不久，我也在微博上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交外国男朋友的女生最恶心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呕吐的表情。我当时心有余悸，尽管微博内容只设置为好友可见，还是删掉了微博上和外国朋友的合照。

“学伴”争议过后，网友的狂欢还殃及了更多无辜的人，“你女朋友是山大毕业的”这句话，一度成为网络热门的讽刺和攻击词汇。

山大被描述为“妓院”，山大的女生也被各种不堪入目的词汇侮辱。所有山东大学的女大学生，无差别地成为了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甚至还传出了有人进入校园偷拍的消息，校方加强了安保措施，女学生们也心惊胆战。

据《南都周刊》报道，在微博上为试图为“学伴”项目提供更多信息的女学生，被网友辱骂“护校蛆”、“山大鸡”、“你们陪睡洋人几个学分”。在山大青岛校区官方抖音号中出现过的吴书语，也收到了不少挑衅和侮辱的评论。

这种无端的侮辱和攻击，其实是一种性别暴力，是无差别的“荡妇羞辱”。其背后的逻辑是，山大的女生报名参加学伴项目，就是想认识外国男留学生；认识外国男留学生，就是想跟他们谈恋爱；跟外国人谈恋爱，就是easy girl，不自尊自爱，甚至“丢了中华民族的脸”。

且不论在所有山大女学生中，参加了学伴项目的人只是很少数。即使和留学生组成了学伴、甚至交了朋友的女学生，也不能直接与所谓easy girl、崇洋媚外等画上等号。

在微博上，有热门评论称山大将涉世未深的女学生与留学生配对，是图谋不轨。在我看来，对女性的正常社交、学习进行污名化，限制女性的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图谋不轨。

/  新浪微博截图 /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生虽然不能说完全独立，但基本上也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具有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应该完全可以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至少是交友选择负责。

学校不该、老师不该，甚至家长也不该出于所谓“保护”的目的，限制大学生的自由交友和社交。如果非要说她们“涉世未深”，那应该补缺的也是性教育和情感教育，因为即使能保护她们免遭留学生“毒手”的伤害，也不可能将她们完全与男性隔绝。

退一步说，为什么没有人担心那些“陪伴”女留学生的中国男生受骗呢？相反，近年来公众对社交媒体上娶了外国女性为妻的中国男性一片褒奖，称他们为“人生赢家”，甚至“民族英雄”。

这种性别歧视甚至波及到了山东大学的校长。同样作为女性的她，被污名化为“老鸨”。

/  新浪微博截图 /

再回到“学伴”本身。它本身绝对不是坏的制度——促进沟通交流、创造机会让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本来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如果简单地将它与“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完全等同，才是真的限制了格局和眼界。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此前在国内做民生记者，受困于中国的国情与现状，时间长了也多少有点被“中国特色主义”迷了眼。

后来，认识了几位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睁眼看世界”的重要转折，让我第一次跳脱出中国，来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理解世界上其他人如何生活。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也通过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在认识我之前，他们有人甚至没有吃过一顿正经的中餐，因为怕里面有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们一直所接收到的信息是，“中国人吃蛇，吃苍蝇，还吃老鼠”。我们成为了朋友之后，这位同学成为了火锅爱好者。

机缘巧合，我又来到了印度，做报道科技创业的记者。在这里，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和人员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流动和往来，文化在各个区域之间的传播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我更加意识到平等和开放对话，才是跨文化沟通的核心。

平等和开放，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但始终跟对方站在同一平面上，睁开眼睛，张开耳朵，是真正彼此了解的第一步。

我最后要讲的这个故事，是我心中真正“学伴”的样子。

2016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到大二的郭帮帮，交换到了印度理工学院（IIT）马德拉斯分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最好的理工院校之一，聚集了很多天才学生，盛产CEO和明星创业者。刚到学校时，IIT给了他当头一棒：这里的教室连投影仪都没有，全靠老师板书讲授；老师操着各邦口音的英语，他第一节课一个字也没听懂；食堂吃饭居然还靠饭票，学校里到处是猴子和梅花鹿。

第一次周考，他的流体力学就得了零蛋。

也是这门课，让他认识了最好的印度朋友Vasu Gupta。Vasu是个天才，高中就得过国际奥林匹克的物理竞赛奖，第一次周考提前交卷，还得了满分。郭帮帮发现，虽然他非常聪明，但一点不恃才傲物，相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对航空航天发自内心地热爱，而且还很善于独立思考。

后来，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学习之外，他们也一起出去玩，参加校园和社会的各种活动。

在IIT的经历，郭帮帮最大的感受是，IIT的校园就像一个乌托邦：校园里是花销很小，只允许骑自行车，看不出贫富差距；跨学院选课，让学生之间有了更多互相交流的机会，彼此之间的交流是开放、融合的。

“印度人尤其是南印人性格热情、温和，好像永远都保持单纯、天真，时间久了，他们的热情和好奇会感染你，使你很难不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交往的过程中，你对这个国家的偏见便一点点消失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