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兆凡
编辑：刘艺
昨晚，你带着孩子看《开学第一课》了么？
这是教育部的强制要求，估计你也不得不看，还看了至少13分钟广告。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创造向未来”，用教育部文件的原话，这是为了“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鼓励创新创造，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
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自然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并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也很难培养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因为批判性思维，乃是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它意味着质疑意识，重视证据，要求人们考虑多元意见，保持独立和自由的思考。
刚过去的八月，我们和博雅小学堂合作，在北京带着16个10到14岁的孩子做了两天批判性思维工作坊。在这个过程中，我既看到了孩子们自由的思想碰撞出的火花，也看到一些思维的局限，更感受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质疑的意识
批判性思维，也就是独立思考能力，它的基础，是质疑的意识。这意味着人们要勇于挑战权威、寻求真相，对复杂问题保持好奇心和耐心。
要形成质疑意识，需要先分清事实和观点。如果人们把某一个观点误以为是准确无误的事实，误以为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也就谈不上质疑。
在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尽量用事实说话，基于事实发表观点；并对缺乏事实支撑的观点保持合理质疑。
例如，“应该想办法把北京的人口减少一些”。
在学习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之后，工作坊中的孩子普遍能识别出这是观点。不过，很多小朋友都认可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北京交通拥堵，地铁里人多。这都是孩子们能直观感受到的，能想到的。
但是，交通拥堵和地铁人多能直接推出我们就应减少人口吗？有没有可能问题不在于人多，而在于道路规划和公共交通供应的问题呢？
可以把北京和东京做个对比。
从人口数量来看，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东京圈人口近3800万，北京人口2170万。东京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1.68倍，整个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2.2倍[1]。
从拥堵情况来看，北京比东京更拥堵。日本国土交通省资料显示，在整个东京大都市圈内，从单程通勤时间来看，96%的居民在2小时以内，77% 的居民在1.5小时之内[2]。
从道路设计来看，北京的道路宽而短，东京的道路细而长。北京道路的面积是东京的二倍，但长度却只有东京的1/4。这样的道路设计更容易造成拥堵[2]。
（图：左图为北京道路，右图为东京道路）
从公共交通来看，东京有铁路、有轨电车和地铁，承载了整个都市圈内旅客运输量的86.5%。轨道交通站点的数量是北京的4倍。而且北京公交也存在大量重复的线路，规划并不合理[2]。
（图：左图为北京地铁路线图，右图为东京地铁路线图）
总的来说，要想解决北京的拥堵问题，更合理的交通管理、更充分的公交服务，可能都是比直接减少人口更好的方式。而减少人口，甚至运用一些极端手段驱逐人口，很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应该想办法把北京的人口减少一些”，这本就是个值得质疑的观点。
对于10到14岁的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现象，其实早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只有保有质疑的意识，孩子们才会更深入的去思考和研究这些复杂问题。当他们也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时，才有可能用创造性的方式真正解决问题。
而质疑的意识，也将是他们接下来进行学术学习甚至从事科学研究的必须。勤于提问和思考，才敢于挑战现有的研究，警惕其中的偏见，提出独立的洞见。
多元的意见
批判性思维要求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平等对待不同角度的观点，避免自我中心或盲目从众。
我们在工作坊里，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学校要开一个重点班，把最优秀的老师放在这个班级，应该用什么标准来选学生？
很多同学认为理所当然的答案是：成绩好的学生。因为重点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拔尖，给学习最好的孩子匹配最优秀的老师，能让他们更加优秀。
现实中，很多学校的重点班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是最好的方案吗？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方案吗？有没有不同角度的观点应该被考虑呢？
例如，为什么不应该是成绩最差的孩子进到这个班级呢？他们可能更需要更优秀的老师，帮助他们提升成绩。
为什么不应该是那些最弱势的学生进入这个班级呢？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更优质的学习资源、生活环境，如果能有最优秀的老师的帮助，这些孩子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
很多孩子对后一种假设感到震惊和陌生——因为对很多城市地区的学生而言，他们很难想象自己所在阶层和环境之外的生活——那些“弱势学生”的条件究竟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工作坊中，也给孩子们播放了一些体现阶层差异、贫富分化的纪录片。当学生们了解到那些身陷贫困的同龄人每天过着怎样的生活，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能接受到的教育资源何等匮乏时，他们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争论中，有的学生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他们认为优质资源应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分配，这样才是更公平的方案；有的学生则更相信优胜劣汰，每个人要用实力争取最优质的资源，而成绩是体现实力最好的方式。孩子们就此不断相互发问、辩论，也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学生们才可能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而这，对于成就独立的人格至关重要。
重视证据
批判性思维要求人们重视证据，依靠证据得出结论，而不应该轻信传言，或者过度依赖没有证据支持的主观观念。
我们在工作坊中，也给孩子们展示了一则家庭微信群里常见的信息：
如果这是你妈妈转发的，你应该相信吗？
当孩子们在工作坊中学习了辨别信息真伪的方法，他们能有意识的检查信息源，更快捷的在网上查找证据，很快就发现上面是一则虚假消息。
除了养成在日常生活中不轻信网络传言的基本素养，我们也在工作坊中设计了一些科学实验。例如在水中加入糖或盐，是否会导致水温的变化？怎么通过实验来验证呢？更进一步，水的温度本来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那怎么知道这种变化是不是由糖或盐导致的呢？孩子们由此学习了要在实验中设计对照组。在一轮轮的实验中，孩子们要自己记录实验的数据，作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让学生们理解证据的意义和价值，区分证据质量的好坏，这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而它对创新也至关重要。现在社会中的一些“创新”，可能“为了新而新”，只注重形式，却没有关注创新带来了什么改变，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背后的证据究竟是什么。
思想的自由
在整场工作坊中，孩子们也展现出了诸多思维的亮点，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巨大潜力。
例如，我们一起讨论绘本中对“好人”和“坏人”的界定。有的孩子会跳出常规，意识到“坏人”可能是因为自己成长中的局限性、受到社会的影响，导致了不好的决策和行为，未必真的那么坏。
我们也讨论了经典的哲学思想实验“电车困境”：设想一辆疾驰而来的电车，眼看就要撞上正在修铁轨的五个人，但是如果转向，就会撞到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如果你是电车司机，你会转向还是继续行驶？
小朋友们的反应，一开始是始终拒绝进入这样的道德难题，找到大量破绽去挑战这一困境。
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两种观点都有孩子支持，也都提出很多挺好的理由。有的孩子认为，如果司机什么都不做，就不需要为撞死的五个人负责，但如果主动转向，就需要为因为转向而被撞死的一个人负责。另一些孩子则认为五个人比一个人的数量多，还是应该转向。
当我们进一步限定条件——如果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是你认识的亲人或朋友，你会转向还是继续行驶？
孩子们“非常规”的回答也让我们非常吃惊。一位小朋友说，他会选择让火车装箱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因为“另一条轨道的五个人也是别人的亲人或朋友”。
在工作坊的反馈里，我看到一些孩子说，在课堂和家庭中，其实很少有机会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他们往往被告知“标准答案”；被告知，甚至被命令“应该怎么做”。更多时候，很多老师和家长们并没有给孩子们提供理由，也没有让孩子们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
而我们设计工作坊的一个大原则，就是充分保护孩子们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他们会被不断追问，但绝不会被禁止发言或因为某个观点受到批评。这样的工作坊，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闹腾”。
有时学生们散落在教室各处看视频，有的直接坐在讲台边；角色扮演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入戏的排练、表演；表达观点的时候，辩论起来声贝越来越高，倒也都说的有理有据；做科学实验时，一边认真测量，一边讨论背后的道理；想发言的时候，不一定都要举手，示意老师一下就可以直接发言，如果几个人都抢着说，总能弄出个先后顺序。
这样闹腾的表象之下，是孩子们的投入和开心，是对每个环节的深度参与。孩子们一个个跟家长们说，“这样的课为什么不能再多上几天？”
这样的思想自由，对于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它保证了人们不会为了服从权力或权威而扭曲真相，而限制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
我期望的开学第一课，能肯定质疑的意识，重视多元的意见，关注证据，保证思想的自由。我期望这样的课，不止是第一课，而成为每一课，成为教育的核心。
参考资料：
1.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7，《图解七座国际都市②｜人口密度：北京居中，首尔建成区人最密》（编译自《首尔与世界大都市：千禧年之后的城市变化比较》），澎湃新闻
2. 李燕&王芳，2017，《北京的人口、交通和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基于东京都市圈的比较分析》，《经济地理》，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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