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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代表着这个世界就应该是什么样?

上一周,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成都“柯基犬事件”的评论。

一个典型的网络暴力案例。因为摔死了一只捡来的柯基犬,以及在与小狗主人交涉过程中的恶劣态度和不堪言语,当事人何某不仅隐私被人肉,还遭到线上线下的侮辱、威胁。

关于这件事,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诉诸法律和制度,反对网络暴力

这里的诉诸法律和制度,既包括对何某的不当言行,通过法律加以制裁;包括以法律为边界,支持网友在界限内对何某的谴责、声讨,惩罚网络攻击中越界的言论和行为;也包括呼吁动物保护立法,对伤害动物权利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相信制度而不是暴力,是对法治最基本的信仰。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对正在进行中的伤害予以必要的防卫、反抗,不允许也不应允许私刑的存在。民间私刑、暴力的滥用,只会让社会陷入混乱,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环。所以,在法治社会,有了冲突矛盾,有第三方的调解、仲裁,有法院的判决,有国家机器、暴力机关,依照法律和程序,对当事人作出处罚。

但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对啊,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何某这种虐待动物的恶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网络暴力才会成为彰显正义的必须路径。制度性的通道要是走得通,法律要是真的可以惩治恶行,又何必动用私刑?

是这样吗?

现实确实是这样。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以暴制暴在一些场合是解决争端最有效的手段。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就应该纵容、支持这样的以暴制暴?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去呼吁立法、完善制度,而不是鼓励暴力、肯定暴力。

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不代表这个世界 应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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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立法,完善制度。

英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advocacy,policy advocacy。

翻译为:倡导,政策倡导。

政策倡导,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影响立法者、政策制定者的方式,推动政策和立法的变革。

这种影响,有可能是一种直接的对话——例如,国外游说议员,国内向人大代表反映民情,通过信访渠道写公开信、建议信,参与立法听证、公开意见征集。

也有可能是间接的影响。例如,国外的示威、游行;国内的结合热点事件推动媒体和舆论, 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又例如通过司法审查,挑战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文件(如中国行政诉讼体系下,法院对一些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甚至推翻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

在一个民主国家,由普通公民或NGO主导的倡导行动,是政治生活的常态。

但这样的行动路径,在中国走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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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事实上,在中国,至少在曾经的某一段时间里,公民的倡导行动并不缺乏成功的案例。

NGO、媒体、维权律师,在诸多话题上形成天然的联盟,推动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被人们反复言说的案例,必然会有2003年的孙志刚案。因为没带身份证而被强制收容的大学生孙志刚,意外死在收容所里。一方面是媒体的详细调查与舆论发酵,另一方面,是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多方助力下,收容遣送制度被彻底废除

同样振奋人心的经典故事,还有乙肝平权。在中国,一亿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就学中受到严重歧视。从“肝胆相照”的论坛开始,乙肝社群的行动者们建立起平权NGO,开展了一系列的倡导活动。无数封建议信,一场一场公益诉讼,利用各种节点做活动、发起行为艺术,持续不断向决策部门施压。到2010年,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病毒血清学检查被彻底取消,公务员录用体检也严禁检测乙肝。

2010年平权者雷闯在广东省某医院门口坐在马桶上,抗议该医院将禁查乙肝项目的规定“当手纸”

在C计划出镜率颇高的老朋友“轮椅小姐”纪寻,跟我们讲过她高考的故事。因为肌肉萎缩的不断恶化,她没有力气涂答题卡,加上写字速度明显慢于普通学生,她在2006年高考时申请延长时间,却被考试院以“没有先例”“对其他考生不公平”为由拒绝。十年后,中国终于出台相关规定,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其中便包括为书写困难的考生延长考试时间。而这些变化背后,无一离不开残障社群持之以恒的抗争。盲人李金生一次次报名高考,申请盲文试卷;社群伙伴持续向教育部寄出挂号信,呼吁无障碍考试;他们还申请信息公开,甚至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考试院告上法庭。

而我的合伙人明欣,在创立C计划前曾在一家劳动法援助机构工作多年。她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进行立法倡导。她和同事从为农民工代理的大量案件中发现了许多立法上的问题,不断向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提出修法的建议,深度参与了《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完善。

正在发生的中国版MeToo。从罗茜茜一个人站出来实名举报陈小武,到数十所高校上万毕业生、在校生联名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再到高校老师站出来,实名支持、附和学生们的倡议。是他们的举报、行动、倡导,不仅让陈小武之流得到惩罚,更步步推动教育部的明确表态: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人民网报道

这是一长串难以穷尽的故事清单。开放二胎、废除劳教、雾霾治理、环保监督……因为公民的参与和行动,而推动更健全的立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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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面这些故事背后,还有更多的,是挫败。行动者们付出巨大努力,持续多年抗争行动,可能换来的,也只是一些微小的松动。

尤其是在这过去几年。大量维权类NGO遭到打压,诸多行动者甚至遭受牢狱之灾。

现实就是这样,代表着这个世界就 应该 这样?

我们依然可以选择。

当你还会为不公不义而感到愤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妥协,屈服。指向制度的行动都是没用的,没有意义的,庞大的制度机器是不可能改变的。接受现实,让自己变成强者,不被他人伤害、不被社会淘汰;

你也可以选择诉诸暴力,诉诸私刑。但在一个戾气横行却无制度保障的社会,只有惩戒不完的恶人,和防不胜防的恶行;

你也可以选择再次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便你知道来路艰辛,代价巨大,但也终究怀着对良善生活的向往和信念,持之以恒的发声和行动。

周濂老师在一次关于公共讨论的采访中,说到这样一番话,让我颇有感触:

“很多年轻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然后他迅速地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以我总是在说我们需要有第二次机会成为理想主义者。这时候的这个理想主义,不是出自你的荷尔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于你面对现实的种种阻挠、伤害,甚至于理想破灭,然后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检醒、肯定你的价值和你的理想,然后再次出发。……再出发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依靠情感与本能,而是借助理性的判断和痛苦的抉择重新成为理想主义者。”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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